海南省

今天鼓吹家族主义的，只是儒家当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

(《韩非子·六反》)可谓无情至极。很显然，就人际关系的矛盾来看，仇与怨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和层面：怨是矛盾尚未激化或公开化的状态，仇则意味着矛盾已经公开化、极端化。

但在东汉时期的一些文献里，却也存在着和解仇怨的思想，如《风俗通义》中对弘农太守河内吴匡的相关叙述：今匡与琼其是矣，剖符守境，劝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国之大事，所当勤恤。所以，朱熹对仇的解决求之以义，要求仇者以义解之，这就既强调了对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并不限于宗法伦理)的维护，也强调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辩证智慧，乃道德准则与实践智慧的统一。从内在心理动机和情感层面看，直既有正直坦率且公平的品格，也包含个体在实践活动中的情感反应内容，其胜处在于它的非功利性或非工具目的性之转折思量。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论语或问》卷十四) 清人刘宝楠则在《论语正义》卷十七引吴嘉宾的观点说： 以直者不匿怨而已。

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与之相对应的是，叶公一任于法，其或为申、韩一系的法家式人物。所以我的结论是：且慢超越，我们还是先回看八十年代，看看那些东西给我们今天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参考。

他和李锦全先生在1987年申请下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的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然后开始出版《学案》，我觉得陈明他们变成大陆新儒学，肯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汤一介与杜维明 这两年在各种讨论里面，提到最多的可能要算汤一介先生。他最初的一篇文章其实有一定的政治甚至外交有关，因为有许多外宾来中国，会讨论到中国文化，甚至有人要去曲阜访问，所以就是拨乱反正以后，需要对儒学进行一个新的定位。这个客观上是推动了九十年代儒学在大陆国学热的一个基础。

李泽厚其实是很难对之进行归类的，如果八十年代简单从自由主义、左派和保守主义来加以来进行分类的的话很麻烦。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儒家学者该如何积极地投入到现代的政治建设中去呢。

方克立 第七个人，我是一定要提到的.倒不是仅仅因为他是我导师，而是说他的确很重要。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现代新儒学三十年，1987年到现在也是三十年。匡亚明 第四个人物，就是匡亚明先生。文化?中国与世界是偏向于介绍西方的思想。

面对现在信仰混乱的情况下，儒学能在这里面做什么。他也是我要说的第五个人。如果，从1976年开始算的话，那么我们马上会想起那个背景。说起来很有趣，这个与批林彪挂在一起的批孔运动，最关键的一点是反对复辟和倒退，夹杂有儒法斗争等一系列内容，客观上让无书可读的时代的青年人接触了中国古代的经典。

他主要是在学术界比较有影响。这两天为了来开这个会，看了一些王学典先生写的关于八十年代的文章。

也就是说课题组里面突然发生了一个分化，课题组里面出现了几个学者直接到香港去跟牟宗三磕头拜师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自己并不一定认为，或者说他自己就不认为他是一个新儒家。

所以，很多书在当时其他人都看不到的时候，汤老师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为当时还没有了解海外情况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儒学跟现代化不矛盾的维度。第二、从现代化和传统的关系，所触发对儒学的研究。这个话题显然与杜维明、余英时等人构成了共鸣的关系。这里面内在包含着两个问题：儒学是否要借助这个好的氛围，这跟你投机到某个氛围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中国文化书院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它不完全是维护儒家的，它是一个中西比较，强调的是儒家是一个开放和跟现代化不矛盾的一个倾向。

我今天准备讲八十年代的儒学，主要选择了七八个学者来勾勒那个时代的儒学面向。现在我们不怎么提的匡亚明，他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就是《孔子评传》。

可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头衔起码是李泽厚不拒绝的，如果这样的一个标签他不拒绝的话，现在我们就很能理解李泽厚为什么拒绝别人给他戴一个新儒家帽子的理由了。跟汤老师中国文化书院相关的事情，就要说到杜维明的问题。

第三、从学术的角度，就像张岱年先生那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来重新研究孔子。不过谷牧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

其实，这个跟他的西体中用论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我当时阅读的那个时候，这句话一直影响很深，就是所谓的批孔和尊孔的时期过去了。大家在讨论八十年代思想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现代化，那么就要提到杜先生。汤一介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经常被看作是八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阵地。

我后来我工作的机构都是跟汤老师有关，跟汤先生有很多的接触。我认为罗义俊编辑的《论新儒家》那个书，对我后来从事儒学研究，也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

我觉得，现在还依然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如何超越八十年代的儒学？ 最后说几句，即如何超越八十年代的儒学？我当然不认同简单的超越。

今年是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那个纪念会我去参加了，真是做了许多的事。还有不能绕过去的就是如何看待经典地位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是没有定论。

我们要说八十年代的事，就思想事件而言，几乎所有的事都躲不开李泽厚。刚才那个环节讨论得比较热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八十年代认识的问题，尤其是杨平先生主张要站在外面看的那个评论，对我很有启发，觉得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一定要有整体性的视野。不过，我当时没觉得中国文化书院有那么大的影响。那就是建立了孔子基金会的计划。

格君心之非也好，得君行道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没法超越的问题，应该也是儒学的一个困境的问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实际上也破除思想中的教条主义，也要两个凡是进行批判，但这中间涉及一个对于毛泽东的功过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问题，，大家认为对毛的评价和个人崇拜，是跟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说，孔子在八十年代依然被视为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

我看很多人的一个描述，对八十年代一个简单化的描述就是：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这三个群体。其实，从他强调的两个方面，很容易看到李泽厚的进步的史观在他身上的一个体现。

即发生于1973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这样一个背景于是庞朴先生在1978年8月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据了解，这篇文章是李先念让庞朴先生写的。